台灣紀錄片 「劇情片化」的傾向，反應了近期紀錄片在影片結構上的一種常態。
那就是即使所有的素材取自平凡蕪雜的生活，但總會從中理出一條清晰的主幹。例如沈可尚、廖敬堯導演的《野球孩子》，記錄對象是花蓮瑞穗鄉富源國小棒球隊，影片的主軸就是這群小球員希望在夏天打進全國決賽，能為小學生涯劃下美好的句點。楊智麟導演的《唱歌吧》，記錄的是南投縣信義鄉東埔國小合唱團，他們在片中的主要任務是完成一張CD的錄音。
兩部作品裡都有一位無私奉獻、帶領小朋友往目標走去的成人典範（前者是張茂三教練，後者是馬彼得校長），他們的理念透過訪談，以及和小朋友之間的互動，清晰地展現在觀眾眼前。剩下的就是如何從眾多小朋友當中，找到重點拍攝的對象；或者應該說從拍到的小朋友生活中，找出最吸引人的面貌。因此我們會看到從外型到個性的對比、特殊家庭的呈現、童真與早熟的並存、以及面臨可能挫折的應變。
你很難否認，從《翻滾吧！男孩》（林育賢導演）、《奇跡的夏天》楊力州、張榮吉導演）到《野球孩子》、《唱歌吧》都有類似的結構（剪接）邏輯，只不過在延展而出枝葉中，看到創作情感的光譜差別。說這是一種制式化的發展，或許太嚴厲了。而且我一點也不懷疑記錄的初衷和熱情。事實上這類紀錄片多半來自導演對所攝對象的高度認同，才得以進行拍攝到完成出品，因此記錄的目光中充滿同情或關愛，絕對可以理解。況且這兩部作品的導演都已意識到怎麼保持一種熟悉對像但節制的角度，而非一味地濫情。只不過在強調社運或改革路線的他者眼裡，這可能局限了紀錄片對社會、體制等議題的切入深度、強度；但還原作品本身，這本來就不是這類紀錄者的目的。況且從影片的蛛絲馬跡來看，那些不直接搬上檯面強調的弦外之音，尤其是《野球孩子》母子互動的親和魅力，對比《唱歌吧》一篇作文、一張卡片背後的的欠缺與冀求，很難不讓人在動容之外，思索起問題所在或差異何來。
而成為《少數》能登上院線放映的紀錄片中的《主流》，並不意味台灣紀錄片的美學潛力已定於一尊。這只不過說明了發行者對市場的評估猜測，但也多少證實了台灣紀錄片現階段成果中結實最累的是哪一塊園地。 |
